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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鸣谦《“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图)

2021-12-27 15:03:14诗集古诗网
诗人树才说过:“百年新诗的历史与译诗历史犬牙交错,新诗受翻译冲击而产生,诗歌翻译为新诗成长提供语言和思想资源。”是的,文学译介是文学研究的前提,没有较为充分的译介,谈论诗人就如同盲人摸象,无法掌握其人其作品的全貌。海燕在《“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的后记中回忆了我们合作奥登译介的若干细节。倘若说《“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是目前为止奥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诚不为过。

马明谦

《道德的见证:奥登诗学研究》,蔡海燕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580页,198.00元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始于建立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写作风格,即所谓的“白话文运动”。在白话文学的百年发端、延续和呈现中,伴随着大量外国作品的翻译和引进。文学翻译对思维意识和写作范式的形成和转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很多创作者的心目中,翻译文学,尤其是海外经典作家的翻译,已经成为创作动力的重要来源。

就新诗而言,也是如此。

诗人舒才曾说:“百年新诗史与译诗史交织在一起。新诗是在翻译的影响下产生的。诗歌翻译为新诗的成长提供了语言和思想资源。” (摘自2013年1月23日《翻译与现代中国诗歌》“诗歌发展座谈会”纪要及《诗园以林》再版的再版,此处略有修改删除)诗人臧迪的表达更加生动: “对于现代中国诗歌来说,翻译是种子。诗歌的翻译是一种现象,不仅是文体,更是我们汉语的植物地理学。它深深地参与了一种语言的自我意识。” (引自臧迪诗集》

然而,巴别塔的存在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不时让我们想起文学翻译中的诸多悖论。与大量的科技、人文、新闻报道等文本翻译以术语约定俗成的形式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具有原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怀和文化情趣,尤其挑战了译者的双重性。能力:译者不仅需要深刻敏锐地理解原文,还需要运用优秀的母语能力来近似和传达原文的语言特征、微妙的情感和整体氛围。文学翻译是一项比较困难的智力活动。

如果使用类比,文学翻译类似于语言设备的镜头。理解原文的能力是镜子的透明度,而母语交流的能力是镜子的凸曲率。镜子越通透(不脱离本义),凸出的曲率就越大。越小(不偏离原作者的风格),翻译的还原度越高。原理大致相同。

无疑,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始终与外国诗歌的翻译保持同步(许多诗人也是优秀的翻译家,如穆旦、施哲村、卞之林、戴望舒、王作良、郑敏等),而在外国诗歌中,英美英文诗歌的翻译和引进一直备受关注。如果有一个伟大诗人的名单,那必然包括叶芝、艾略特、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和奥登。

然而,长期以来,除了木旦和卞之琳的散文翻译,关东煮一直是一片耀眼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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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黄灿然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英语诗人,现代中国诗人也从各种渠道知道奥登是一位伟大的英国诗人,但在中文翻译中,奥登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诗人。中国诗人只能通过这个小诗人,想象甚至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推而广之,在中文翻译严重不足的前提下,我们一般只能这样想象和认识整个西方现代诗歌。”

2008年开始翻译和介绍御田的诗歌。当时,我选择了奥登文学遗产管理员门德尔松教授2007年编纂的现代图书馆版《奥登诗集》的原版。在此期间,我开始关注学术相关问题。研究动态。2009年,我在新浪博客上阅读了蔡海燕的几篇研究论文,于是开始和她通信,当时她正在写她的博士论文《前身》。

海燕的老师吴迪先生是劳伦斯诗歌研究的专家,也是优秀的劳伦斯诗歌翻译家。他对海燕说:“翻译的过程就是正确理解原文,创造性地用中文表达原文的过程。” 是的。文学翻译和介绍是文学研究的前提。没有足够的翻译和介绍,谈论诗人就像盲人触摸图像,无法把握自己作品的全貌。我和海燕能够携手并进,与吴迪老师的亲身经历与优秀的学风有很大关系。在这里,我也需要对他表示感谢。

在现代英国诗人中,奥登曾尝试运用多种古今诗体,以高难度着称;他中年横渡大西洋,从英国移居美国,思想背景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为了更好的完成博士论文,海燕还申请了延期毕业。

2008、 2009年没有新浪微博(2009年8月14日内测)和微信(2011年1月21日才上线)。当时,MSN Messenger 是唯一的即时通讯工具。. 在杭州见面后,我们开始了翻译合作。几个晚上,我和海燕在网上互相讨论着奥登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