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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我是一个幸运儿的元老,我的音乐经历

2021-12-25 18:55:29诗集古诗网
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讲了很多我的事情,并且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李凌只好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邓小平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小平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尽可能地给他创造条件。也许他已不记得当年他曾提到过的这个“8岁娃娃”,因为受到邓小平关注和提携的何止一个“8岁娃娃”、一个吕思清!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我是个幸运的人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我不认为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一定要走运的话,我想那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好人。每当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都会伸出双手。过来帮帮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踏实。

很多媒体在报道我的经历时,经常提到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受外宾采访时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自豪地说。 1977年12月,有一个8岁的宝宝,已经会弹外国协奏曲了。我觉得学校可以提前录取。” 那一年,要不是邓小平的话,说不定我8岁的孩子还不够入学,就跟中央政府了。温室经过。

事实上,作为客户,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温室里有这样的小插曲。直到1996年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是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七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音乐周”。因为我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人,北京主办方做了周密细致的宣传工作。他们邀请了我父亲,让他谈谈我的音乐经历和我童年的故事。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事,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

2003年9月回国演出时有关邓小平的故事,听说乐坛老人(现已去世)李玲身体不好,就去看望了他。当时,李先生已经90岁了。那天他精神状态很好,和我聊了很多过去。从他身上,我揭开了我特殊录取的神秘面纱。

原来,那年父亲带我来北京时,首先找到了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玲。李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音乐界的资深人士。听了我的表演后,他非常喜欢。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几位教授听我拉小提琴。当时我演奏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著名的作品。大家都觉得很好,都说以后可以去音乐学院学习。不过,李玲认为,现在不能让孩子们去,他们应该留在北京读书。不过当时中央音乐学院还没有附小,而高校和中学的招生工作才刚刚恢复。没有文化和生活的老师。现在录取难度很大。

李玲只好给邓小平写信告诉他这件事,请他帮忙想办法。后来,据说邓小平委托书记和办公室三度给音乐学院打电话,询问如何解决我的学习和生活问题。邓小平书记在电话中告诉音乐学院领导,邓小平希望音乐学院能够培养这个孩子,尽可能为他创造条件。甚至一度说邓小平说孩子还小,生活不能自理。他需要找一个保姆照顾他。保姆费由他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邓小平的故事,中央音乐学院特地录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华社《内参》详细刊登了邓小平“八岁娃娃”的细节。他当时的话是写给著名美籍华裔记者王浩先生的。邓小平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而且要大胆进行教育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位老院长发现了音乐天赋。孩子8岁就可以演奏外国协奏曲了。这很好。我们必须重视各方,我们应该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训练。那时,中国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正在等待繁荣。急需人才。邓小平' 的谈话,无疑体现了他看重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新华社就此事发表了《内参》。从这条短消息中,不少乐坛人士都觉得,音乐人才的春天真的来了。而我成为第一个沐浴在这温柔的春风中的幸运儿。

就这样,八岁的我告别了青岛的家人,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我隐隐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有点不一样。以前,中央音乐学院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招收学生,而我才一年级,每天文化课都得自己去北京实验二小。我周围都是比我大的同学,而且我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 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我似乎有点特别和孤独。但我内心是个乐观主义者,适应能力强,对音乐以外的东西比较慢。

我从不认为我的“呆滞”是一个缺点。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在中央音乐学院跟随王振山老师专心学习小提琴。11岁那年,我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中在他为英国天才儿童创办的音乐学校学习;1987年17岁时,获得第34届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成为东方第一人获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那是因为我的“懒惰”。1989年转入美国朱莉娅音乐学院时,面对种种困难,我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