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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吴迷、陈寅恪与“灵学”

2021-08-19 05:00:41诗集古诗网
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用父亲的日记、书信,为吴宓与陈寅恪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写了这本《吴宓与陈寅恪》,书不厚,只172页,列为“清华文丛之一”。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于是,吴宓也罢,陈寅恪也罢,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

[编者注]

最近葛兆光先生将他的20、30篇悼念晚清民国以来著名学者的论文编成新书《余音》,涉及沉增智、王国维、陈尹克、顾杰刚、吴宓、潘光丹、周以良、杨连生、黄仁玉等十六位已故文人。本文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出版的《关天依的事——读《吴迷与陈寅恪》》一书。标题是编辑添加的。

先生吴蜜儿媳吴雪钊用父亲的日记和书信吴宓诗集,为吴蜜与陈寅恪半个世纪的恋情写下了《吴蜜与陈寅恪》。书不厚,只有172页,被列为“清华文学丛书之一”。因为靠近水塔,所以先看了证明。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与吴陈的终生情谊,文人的迂回和白痴,晚年的悲剧,以及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珍贵史料。书都挺有说服力的,但是当我第二次读的时候,,虽然有很多感触,但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 “飞扬恨人,终怜吾道孤”(《哀》,载于《吴密诗集》九卷),吴密诗中的“吾道谷”三个字,似乎已被吴淼用尽。米和陈寅恪这两位学者的一生遭遇是悲惨的。

吴宓怎么读_吴宓诗集_吴宓父亲

当然,《我道孤寂》的“道”应该进一步划分。吴宓和陈寅恪虽然不是什么都打的凶猛进阶,但绝对不是老派的儒生。据吴密介绍,陈寅恪并不是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虚构研究者,而是一个洞悉世事的卧龙人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深谙世事。中西政治社会内幕”(3-4页)。在吴密看来,吴密不仅是一位热心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学者,也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文人墨客。 “每当你想到国家的危险和苦难时,你的灵魂就会破碎”(第 18 页)。更何况他们在欧美留学多年,经历了20世纪初的变化。所以,他们心目中的“道”,恐怕并不老套。文人入世的“至王尧舜”的愿望或“悲怆”的诞生理想。

在我看来,这个“道”似乎是立身的“终极意义”,换言之,就是人为什么而活、如何活的“精神血脉”。正是在这一点上,吴、陈等人与时代不同,与其他人不同。讨论“终极意义”的文章很多,而这种“终极意义”(ultimate meaning)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与否”并不是一个概念。神秘。 “玄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不是学习,而是真正的拯救世界的需要,因为价值体系解体留下的意义危机在当时导致了真正的混乱。文化人突然发现,思想对心灵失去了安抚作用,于是寻找“道”成为各种思想共同的焦点。吴迷和陈寅恪也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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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9-13页,吴密记载,陈寅恪1919年底在哈佛的《中西印度文化讨论》值得特别关注。陈说:

天理与人事之学,博大精深,永恒不变。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而救国治国,必须以灵识为基础。

显然,这里所说的“神识”,就是吴迷和陈寅恪所说的“道”。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以求功德、名利、富贵”,而现代“学工学业、立志富贵、拒用力学问问题”。 “都是对快速结果的希望。古人的方法是鼓励成长,现代的方法是先学习。一旦“情况理论稍有变化,技能将不再可用。所谓最实用就是最不实用”(第9页)。即使在危机重重、急需复兴的时代,“精神”也不容忽视。 “学习”,因为“专攻功利机器的输入,不寻求精神疗法,必然导致道德败坏,即要求爱国,得不到”(第10页)。于是,吴密用他的《学衡》、《我要建立一个中心,获得一致的精神和信念》(62页),陈寅恪用他的学识向他们展示了另一种拯救世界的“方式”。是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基础,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家。

不可否认,欧文·巴比特 (Irving Babbitt) 和保罗·埃尔默·莫尔 (Paul Elmer More) 的人文主义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吴迷是欧文·巴比特和摩尔的学生。文化传统超越国界”(第21页)。陈寅恪在哈佛期间,吴迷介绍了与白必德的多次接触,而白必德也“最期待”张海、楼广来、唐永彤、陈寅恪、吴弥(第22页)。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思想的根深蒂固,其实来自于新儒家对意识和精神提升的不断追求。似乎是核心精神,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韩愈“出世不朽之人”,奠定了新儒家“用心说话,能助天下民”的基础。 (《论韩愈》,载《金明观丛稿》288页),称朱熹为中国圣人托马斯·阿奎那,称赞他“功不可没”(第11页)天水王朝。